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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02]）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朱熹最初使用的办法是"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通制，别加纂录"，编成一本《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他希望广泛印刷散发各州县，直至市井村落。"（[29]）这段议论谈的是汉代治理面积与官守职责之间大致可以构成一种平衡的比例关系。
其身份既然属贵族阶级出身，自然与政治核心的活动密不可分。总结而言，宋朝士人并非绝对地反对功利行为，或者是在制度建设中采用实用有效的统治策略，而是认为所有这些行为必须具有一种道德基础，而这种道德基础只能从儒学的教义中获取。"谈到治理国家的方式问题时，王万批评了那种专从功利角度切入的"吏治"思路，说明终极还是个"人心"问题："世之论治者，鲜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货财为有国之先务，而孟轲独以礼坏乐废为忧，非阔于事情也。以往儒学传播到民间多靠循吏的"条教"之功，但"条教"具有偶然性，无法形成大规模制度化的行径。我们还可对另一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观察，以资对比。
我只是提出一点以往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问题略加阐说，以补目前史论之不足。张栻有一次在奏言中把这点阐述得非常明白。如朱弁就曾说："金人以黩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
[3] 陈来：《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关于明清社会组织如乡约军事化的问题，请参阅：《乡约与中国治道之变迁》《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37] 《直阁朱先生弁》《宋元学案》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899。（[119]） 明代以后，乡村组织职能化的趋势发展的十分明显，原有的单纯教化组织被赋予了赋役税收甚至是军事防御的功能。
南北宋朝政权更替，政治受地理疆域南北划界的影响很大，至南宋受迫于金人南侵的压力，儒学流派多崛起于南方，至明代似乎仍延续了此一系传统。从一般的教化方式而言，在基层民间与大众谈"道德"，相对于在宫廷中教化呈个体状态的帝王，更难掌握灌输的分寸感，极易陷于虚幻无根的境地。
对这个网络的具体研究为数众多。盖其学问不为空言，举动必循正理，识虑精审，才气老成。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如清人入关后，对"江南"士人的态度即是努力寻求与其在文化上的认同，尽管为了获取这种认同不惜采取各种阴损的手段如大兴"文字狱"和编纂《四库全书》这样的大型类书。
[107] 《答陈明仲》，《朱子全书》（22），页1949。然而事实却是，汉代儒学由于仅仅承担着解释皇室权力合法化的任务，故而经学一度缩窄成为宫廷内部的贵族学问，由此呈现出了过度"精英化"的迹象。这些表现都不是被教条化和范畴化了的"儒学"知识体系所能够加以解释的。其弱点是要想维系全盘行政化的强势格局，就必须投入更高的治理成本，因为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采取直接"行政化"的手段是有可能维持现状的，但一旦疆域面积扩展成帝国的规模，单凭"行政化"意义上的严刑峻法进行治理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
"（[71]） 焦竑任东宫侍讲官时，有鸟飞鸣而过，皇太子忍不住注视鸟的去向，焦竑马上辍讲，史载："皇太子改容复听，然后开讲。他的老师陈白沙去世后，湛若水随处遍祀其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不过在南宋新儒家的眼中，"攘克夷狄"肯定不是疆域拓展的事功作为，这正是他们难以启齿的耻辱之事，而只能是淳化风俗意义的昭示。"正君心"是南宋儒学发生效力的出发点，但也必须有一些相应的支撑条件。
杨联陞发现，在后世所做的"朝代间的比赛"的论述中，"不诛戮大臣"是屡次被人提及的宋朝特点。然而，"儒者"即"士"的角色转换并非顺理成章地完成，而是不断受到道、佛和秘密社会思想的各种挑战，必须予以回应和吸纳。这个转向的过程固然十分复杂，但刘子健用"政教"关系的演变描述之，却颇能切中肯綮。"（[15]）已大体和《禹贡》"九服说"里的"方万里"设计相一致。他们坚持"格君心"的策略即源出于此考虑。盖以力言之，则彼强，我常弱，是无时而可胜，不得不和也。
宋明的儒学之用不是一个循吏由上而下对民众进行"条教"的过程，因为这种"条教"往往与地方官的任期有关，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而且两者一度并无高下之分别。
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已有很多，此处不拟展开分析。秦汉以后统治疆域的面积也似乎印证着经书的理想设计。
"在亭林的眼里，"教化"与"法令"是呈对立之势的，故他总结明朝万历前后统治的差异，即以是否"兴教化"为前提，认为："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然而一旦这种自尊建立起来后，就有了重建道德实践新境界的可能。
但吏胥面对单子个人的控制要行之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控制疆域的实际范围（而非名义范围）要相对狭小，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密度也须相对较为稀疏，如此较易在上层机构和下层社会基本一体化的状态下实施律法。"不能用"吏"的任用标准要求他们"所当专其职任，勿烦以他职。在这个事实基础上，西方汉学家自然会得出中国"传统社会"受西方革命势力的冲击趋于瓦解的结论。"（[93]） 这些道理讲起来简单，要落实到行动上却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一个最为具体的例子就是对仪轨的"以义起之。从此图式可以看出，"巫祝之儒"转化为春秋时期的"教化之师"，表面上脱离了政治轴心的强力约束，孔孟谈教化似乎多涉世俗日常伦理，但核心仍会不时返归到"复周礼"的政治目标。
与异端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者，正不可同日而语。[24] 参见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43－251。
这样"士人"的作用就自然被抬高了。"（[60]）所以对王安石思想的清算是建立其"新儒学"之用的关键步骤。
"（[73]）我们虽然不太清楚韩贞讲学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明显体味到儒学向底层倾斜所发生的变化。这种看法实际上就否认了"广东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具有自我生成的主体性。故朱熹首先开始重建一种新的对南北"强弱"态势的诠释框架，以与南宋的基本"国是"相适应。即使"儒学"在表面上一度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派别而存在，但最终其精华部分还是对政治的解读，儒者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多与政治事务有关。
或者说这种渗透具有一种纯粹"行政化"的色彩。朱熹就认为秦朝灭学，礼最先被毁，后人虽偶有补缀，也是残缺不全。
"道德主义"治理模式在北宋长期受到压抑，王安石力图发动制度创新，却走的是"以申商刑名之术，文之以六经"的两汉旧途，其"加小罪以大刑"作为"一天下之俗"的办法，也完全是两汉以吏施法策略的翻版。因此，儒者的身份开始从"方士"中分离出来，逐渐被赋予新的角色。
故宋代具有所谓"内向化"道德气质的一个前提，首先在于儒生教化帝王心理步骤的成功实施。他在此书中就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旧秩序"和"革命过程"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加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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